近年来，宁波上市公司群体不断壮大，盈利能力持续优化，在服务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是当之无愧的带动宁波区域实体经济的“基本盘”、经济发展动能的“转换器”、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和履行社会责任的“先锋队”和投资者分享经济增长红利的“新渠道”。但同时，宁波上市公司仍存在转型升级慢、抗风险能力弱、规范运作水平不高等诸多隐忧，亟待各方面合力推动解决。
宁波上市公司发展现状分析
截至2019年10月底，宁波共有A股上市公司80家，在全国主要城市中位居第8位，在证监会36个派出机构中排名第13位，均高于GDP排名。近年来，宁波上市公司专注主业，以创新、并购、国际化为主要推动力量，克服国际国内多种不利因素影响，扎实经营，努力探索出一条适合自身特点的转型升级之路，在实现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2016年至2018年，宁波上市公司营业收入、净利润平均增速分别为20.71%、16.11%，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成绩取得来之不易。
一是主动适应市场形势变化，通过创新引领企业竞争能力持续攀升。面对竞争的国际化和贸易格局的不确定性，越来越多的宁波上市公司认识到，只有通过创新巩固和提升自身的竞争能力，不断增强市场话语权，才有可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例如，东方电缆在传统陆缆业务的基础上，成功突破超高电压等级海底电缆技术门槛，带动公司2019年前三季度净利润同比增长162.31%；乐歌股份、太平鸟紧跟科技革命和产业升级步伐，积极推进“互联网+”战略，2018年线上销售金额占比分别达到40%和26%以上，实现销售模式的创新；龙元建设、东方日升、大丰实业等公司从传统的建筑施工、制造企业向生产服务提供商转型，以业务模式的创新实现企业盈利方式的多元化。
二是适时调整公司发展战略，通过集中优势资源深耕主业。并购浪潮之后的企业沉浮起落，让宁波上市公司更加清醒地认识到，盲目多元化并不能分散公司的风险，反而可能损害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使公司置于更大的风险之中。部分公司开始主动收缩不具有竞争优势、盈利能力弱、缺少协同效益的业务，将资源集中到自身的优势业务上来。例如，雅戈尔改变服装、地产、投资“三驾马车”的发展战略，计划对近200亿元的投资项目实施“不再新增、加快处置”的方案，将资源重新聚焦到服装主业；宁波富达剥离市场竞争激烈、业绩波动大的房地产开发业务，重点做好具有一定区域竞争优势的商业广场运营和水泥生产销售业务，业绩更为稳定。
三是围绕主业开展并购重组，利用资本市场助力企业转型升级。资本市场赋予了上市公司开展并购重组的有利条件，也是上市公司快速发展的助推器。不少宁波上市公司围绕主业开展并购重组，助推企业做大做强，实现跨越式发展。例如，宁波港在2016年并购舟山港85%股权，实现了宁波、舟山两港一体化发展，宁波-舟山港在2017年成为全球港口中第一个突破10亿吨的港口，在2018年成为集装箱吞吐量全球排名前三的港口；均胜电子在2012年以来连续并购了德国普瑞、TS、美国KSS、日本高田等多家境外汽车零部件公司，营业收入从2011年的14.62亿元增长到2018年的561.81亿元，已成为营业收入国内第三、国际前三十的汽车零部件企业。
四是持续融入和深耕国际市场，优化境内外资源配置。在经济和金融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宁波上市公司“走出去”步伐明显加快，不少公司实现了国际、国内两条腿走路。例如，百隆东方配合下游纺织行业向东南亚转移产能的实际情况，在越南累计投入近7亿美元，建成90万纱锭产能，目前，公司来自于境外的收入占比已达50%，且境外业务毛利率明显高于境内业务。东方日升、博威合金、爱柯迪、美康生物等多家企业，通过收购、新办境外企业等多种方式，降低成本、引进技术、开发市场，使公司能更有效应对国际国内形势变化，降低公司面临的政策风险。
在取得诸多成绩的同时，宁波上市公司在发展过程中仍面临不少问题，距离打造一个经营效益好、会计基础扎实、规范运作水平高、信息披露质量高的宁波上市公司板块还存在一定的距离。
一是亏损面有所扩大，部分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堪忧。2018年，受一批上市公司因并购标的业绩大幅下滑或巨额亏损等原因合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近30亿元，以及汽车行业总体销售不振等因素影响，辖区上市公司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仅为8.47%，较2017年下降1.19个百分点。从亏损面看，2017年以来，宁波有近10家公司扣非后净利润亏损，较2016年度4家公司亏损有明显上升，个别公司主业已经持续多年亏损，持续经营能力堪忧。
二是风险事件增多，大股东高比例股权质押风险尚未得到有效化解。从目前情况看，辖区上市公司大股东股权质押比例在80%以上的公司共有7家，占辖区上市公司总数的8.75%。虽然低于全市场平均水平，但从调研和座谈会等了解的情况看，不少公司大股东股权质押已实质违约，且多数大股东难以采取有效措施降低质押比例。并且，高比例股权质押相关上市公司业绩以微利或亏损为主，不足以支撑公司股价上涨，化解大股东质押股票的强制平仓风险。值得关注的是，个别公司的大股东流动性风险已经开始向上市公司传导，引发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违规事件，近期我局已经对1家公司立案调查。此外，因“高估值、高承诺”并购形成的“高商誉”仍是影响辖区上市公司的一个不稳定因素。除已经大幅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2家公司外，宁波还有9家公司的商誉占公司净资产比重在10%以上，有2家公司占比超过50%，成为影响上市公司未来业绩持续提升的重大不确定性因素。
三是信息披露违法有所抬头，信息披露质量有待进一步提升。2016年以来，宁波已有7家公司因信息披露违法被立案调查、处罚，涉及违规担保、财务造假、重大事项未及时披露等多种类型。另外，从2018年沪深交易所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考核评价结果看，辖区公司考核为A的公司仅8家，考核为C、D的则有15家，与沪深两市上市公司总体信息披露质量存在一定差距。
四是并购协同效应不明显，不少并购“后遗症”亟待解决。宁波上市公司以制造业为主，面临转型升级的迫切需求，有部分公司在主业经营困难的情况下，寄希望于通过外部并购改善公司业绩。但个别公司并购前决策草率，风险估计不足，对行业景气度预期盲目乐观，并购标的业绩不能达到预期的情况时有发生，甚至发生标的资产业绩涉嫌重大造假的恶劣情形，并购重组反而成为阻碍上市公司稳定健康发展的重大风险因素。2018年，辖区就有2家公司因为前期并购标的资产盈利能力大幅下滑后计提大额商誉减值导致公司大幅亏损。
影响宁波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原因分析
宁波上市公司盈利质量下滑、亏损面扩大、违法违规现象有所抬头的情况，既有当前形势下不确定因素多、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大、整体估值下滑等因素的影响，同时也是宁波上市公司转型升级慢、议价能力弱、抗风险能力不强等多方面情况的综合反映。
一是从产业结构看，宁波上市公司仍然以传统制造业为主，转型升级相对较慢，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明显不足。从行业分布情况看，宁波制造业上市公司占比近76%，远远超过南京（52%）、杭州（56%）、深圳（57%）、厦门（64%）等城市，但其中属于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的公司占比则明显偏低。宁波上市公司面临的这种结构性问题，一定程度上也是宁波区域经济特点的反映。与杭州相比，2018年宁波全年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增加值3,730.8亿元，较杭州高出325.8亿元，但宁波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仅为993.6亿元和1,872.1亿元，低于杭州的1,133.87亿元和1,947.7亿元，说明宁波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二是从行业地位看，宁波上市公司集中于中下游工业品、民用品生产制造，受上游原材料采购成本上升和市场竞争激烈、议价能力弱双重影响，以及中美贸易摩擦的持续影响，企业利润空间明显受到挤压。2018年，宁波制造业上市公司在实现营业收入同比增长26.69%的情况下，净利润反而同比下降6.13%；2019年前三季度仍维持营业收入同比增长、净利润同比下降的态势。
三是从公司治理结构看，宁波非国有控股上市占比达九成，民营上市公司“一股独大”带来的公司治理问题突出。例如，“三会运作”流于形式、内部控制缺陷多、独立董事与专门委员会作用发挥不明显、“董监高”人员责任意识弱等问题普遍存在。特别是在重大投资、并购等方面，实际控制人、董事长“说了算”现象普遍，内部审议程序“缺位”或“不到位”情况突出，决策科学性不强。这就导致了一些上市公司的重大投资或并购效果远不能达到预期，甚至频有“爆雷”情况发生。
四是从风险防范化解能力看，宁波上市公司总体规模偏小，风险识别能力不足，风险化解可用手段与资源有限，难以应对面临的重大风险。在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的情况下，宁波以“创一代”为典型特征的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由于缺乏对新经济、新业态、新模式的正确认知，易受外部因素影响，难以识别出潜在的重大风险。同时，从上市公司角度看，上市公司规模小、盈利水平低，在面临大额商誉减值等问题和风险时，缺乏足够的“安全垫”进行消化和缓解。另外，在较多的大股东高比例股权质押公司中，大股东核心资产主要为上市公司股权，一旦发生流动性风险，缺少足够的应变手段，容易使风险向上市公司传导。
五是从主业发展情况看，个别公司主业发展缓慢，甚至停滞，市场竞争优势不断丧失。少数企业负责人在公司上市后，未能利用资本市场有利条件提升企业竞争能力，或是把上市资格作为待价而沽工具，在上市不久即谋求转让公司控制权，以图实现所谓“套利”，或是在未考量自身人才队伍、技术储备、行业经验的基础上，以做大市值为目标，盲目转型或多元化，原有主业趋于弱化，业务逐渐萎缩。
提升宁波上市公司发展质量的思考
宁波在2018年GDP首次突破万亿元，宁波也是全国七大石化基地、七大新材料基地、四大家电基地和三大服装基地之一，拥有绿色石化、汽车制造、高端装备、新材料、电子信息、家用电器、关键基础元器件、纺织服装等8个千亿级优势产业集群。可以说，良好的区域经济发展基础，相对发达的商业文化、诚信文化，为宁波上市公司的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基础。面对行业结构、发展阶段等带来的问题，上市公司应当发挥主体作用，同时，监管部门、地方政府、其他市场参与主体等方方面面更需要形成合力，共同推动上市公司发展质量的有效提升。
第一，上市公司应承担起自我规范、自我提高、自我完善的直接责任、第一责任，严守“四条底线”，做到敬畏市场、敬畏法治、敬畏专业、敬畏投资者。在外部环境不确定因素日益增加的情况下，上市公司更要苦练内功，从创新、并购、国际化等多个方面着手，把握机遇，应对挑战，稳中求进，特别是要做强做大核心主业，在企业管理、市场营销、技术研发等方面积极创新，锻造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强化人才激励，用好股权激励等资本市场工具，为企业注入持续发展活力；抓住“一带一路”契机，稳步进入国际市场，实现客户、市场多元化布局；提升公司规范运作水平，发挥内部治理架构的作用，为企业稳健发展保驾护航。
第二，监管部门应坚持管少管精才能管好的原则，区分情况、突出重点、精准监管。要立足服务实体经济的根本宗旨，完善资本市场的顶层设计，适时优化和调整再融资、并购重组、减持等一系列基础制度，实施好《推动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行动计划》，持续提升上市公司质量。要按照“抓两头、带中间”的思路，处理好增量企业健康发展与存量企业质量提升、严格监管问题公司与积极服务优质公司等各类关系，通过分类监管实现监管效率的提升。要强化底线思维，将日常监管资源重点集中到严查严办上市公司及其大股东违反“四条底线”行为中来，以严格的责任追究倒逼上市公司规范意识的主动提升。
第三，地方政府应更好地发挥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在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的同时，要最大限度清除民营企业转型升级过程中的各种障碍，特别是在人才、土地、资金等要素供给方面，要按照中央的要求，打破各种各样的“卷帘门”“玻璃门”“旋转门”，为民营企业营造公平竞争的环境。要继续支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通过减税降负等多种方式，确保企业负担有实质性下降，企业发展无后顾之忧，使市场将更多的资源配置到优质企业中。在坚决防范道德风险的前提下，要协调和统筹各类资源，有效防范、化解高比例股权质押等重大风险，与证券监管部门一道，共同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
第四，机构投资者、中小投资者和媒体等应发挥好外部监督作用，共同塑造良好外部生态。机构投资者、中小投资者要更好发挥在公司治理中的重要作用，本着法治诚信和契约精神，理性参与资本市场，远离“炒小、炒差、炒概念”等短期行为，坚持长期投资和价值投资，促进上市公司优胜劣汰。媒体要全面、准确、客观地报道资本市场改革发展情况，关注上市公司的生产经营与规范运作情况，发挥舆论监督作用，共同呵护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
文丨宁波证监局党委书记、局长 王瑞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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